摘要:
漢族有一個特別有名的支系叫客家人，客家人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圍龍屋：通過科學的設計，精巧的布局，將一個家族幾百人甚至上千人集聚在一個共同空間里。 ...
漢族有一個特別有名的支系叫客家人，客家人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圍龍屋：通過科學的設計，精巧的布局，將一個家族幾百人甚至上千人集聚在一個共同空間里。這種建筑與北京四合院、陜西窯洞、南方干欄式少數民族住宅、云南的一顆印合稱最具中國特色的五大民居。
圍龍屋是客家人的心酸史，也是客家人的輝煌史。歷史上，從秦始皇時期南遷五嶺，融匯百越到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安史之亂、靖康之亂、滿人入關，再到太平天國，成千上萬的中原人受到彪悍少數民族的生存擠壓，被迫背井離鄉，一路向南，掙扎求生。好不容易找到棲息地，又要和當地的土著進行惡劣的生存競爭，沿海一帶還得面臨強盜、野獸和倭寇的侵襲。
為了生存，為了繁衍，為了防衛，圍龍屋星羅棋布地坐落于中國南方的山水之間。一座座或圓或方的土圍求證了客家人對生命意義的積極認知，更見證了客家人的堅韌意志和團結精神。
一個大家族，上百戶人家、幾百上千人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如何進行內部治理？如果大的吵，小的叫，單純的聲音污染就得讓人崩潰。但客家人幾乎遇不到這類情形，原因很簡單：在生死與共的生存壓力下，家族的共同價值觀和道德法則顯示了強大的調控力，幾乎每一個客家人都會在自己的祖訓、祠規、家法中找到一個共同的道德訴求：宗族和睦。
睦族，在客家文化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道德抉擇。但縱觀歷史，睦族是中國宗族文化特有的質素和內蘊，有著悠久的淵源和傳統，客家人僅僅是將這種宗族自治的道德理念進行了空間移植。
睦族強調家族的和諧相處，對內實現家族的有效治理，對外實現最大化、最優化的拓展與擴充。可以說，圍龍屋為客家人帶來了物理上的安全感，而聚族而居、同心同德則帶來的則是一種心靈的安全感。
換言之，圍龍屋彰顯的不僅是一種生存意志，還體現了一種生存智慧。
在相對封閉的族群，個體的自我認知都受制于群體的共同價值觀，而個體的共同身份又會不斷固化、強化共同價值觀，最終產生歸屬感并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
達爾文曾經說人有兩種本能：利己和利他。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利他是為了更好地利己。康德把這種現象總結為人的“反社會的社會性”——每一個個體都有反社會的本能，但又必須聯合他人才能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于是我們才有了家族、民族、國家。這些命題說起來很抽象、很枯燥，但還原出來就很簡單：吸血蝙蝠相互之間有無相濟，吸血的蝙蝠會去喂養沒有吸到血的蝙蝠，所以才保證了強大的種群繁衍。
身份認同能帶來心理滿足感，一方面，解決了人從哪里來的世系問題，實現了身份定格，另一方面，個體也會在傳承、弘揚祖德的同時尋求自身的價值定位，力求實現家族的良性嬗遞。
儒家正是從倫理身份層面不斷強化同宗同族個體之間應當相互幫助，在利他的道德前提下獲得更大、更多的利己性效應。這既是一種基于同類相助的天性，也是人之作為人應當具有的善性。以忍讓換取和諧，以仁愛贏得信任，這既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智慧。
從這個意義上講，圍龍屋不僅僅是一種族群身份的遺存，更是一種共同價值觀和心理滿足感的歷史載體。
倫理關聯必然帶來利益關聯，這既是身份倫理權利義務的相互鏈接，也是家族盛衰的關鍵。
明代萬歷時期的姚舜牧，雖然只是舉人出身，也只任過縣令小官，但在儒學領域卻有極高的建樹。他在《藥言》中很精妙地解讀了“仁”字——為什么桃梅杏李這些果核都叫“仁”呢？這體現了《易經》生生不息、循環往復、革故鼎新的哲學思想。如果家族子孫不團結，就好比果仁內部生蟲，再加上外人煽風點火，果仁必然朽壞糜爛，怎么還能生根發芽呢！
時間軸輪轉向二十一世紀，圍龍屋雖然已成文物景觀，但精神上的圍龍屋卻轉換成了一個民族的永恒記憶和潛在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