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元帥
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原名葉宜偉，字滄白。生于廣東梅縣雁洋堡的小商家庭。少年就學于梅縣東山中學，后去南洋謀生。1917年夏，回國進云南講武堂學習。畢業后，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閩\"粵軍。1920年8月，參加了粵軍回粵驅逐桂系軍閥之役。翌年10月，被薦任孫中山大總統的隨員。1922年2月任海軍陸戰隊營長。同年夏率部參加護衛孫中山、反擊叛軍陳炯明的作戰。
同年秋任東路討賊軍第8旅參謀長。1923年2月參加討伐陳炯明的作戰。1924年3月升任建國粵軍第2師參謀長，并應廖仲愷之邀，參與籌辦黃埔軍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后因陳炯明叛軍再次來犯，回第2師參與組織指揮作戰，保衛廣州。10月，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1925年，參加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參加北伐。1927年初任新編第2師師長。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毅 然通電反蔣，從吉安赴武漢，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前，在九江得知汪精衛陰謀加害葉挺、賀龍的消息，立即告知葉、賀，并商量對策，挫敗了汪精衛的陰謀。南昌起義后，勸說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放棄尾追撤出南昌的起義軍。后兼任由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編的第4軍教導團團長，并率該團南下。9月到廣州，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積極擴充教導團、警衛團等革命武裝。12月11日，參與領導廣州起義，任工農紅軍副指揮。
1928年赴蘇聯莫斯科，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1931年初進入中央蘇區，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瑞金衛戍司令員、閩贛軍區及福建軍區司令員，參與反\"圍剿\"作戰的指揮。在此期間，還兼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和政治委員。1934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征初期任軍委第1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34年12月，軍委第1、2縱隊合編為中央縱隊，任中央縱隊副司令員兼中革軍委第1局局長，負責組織行軍、作戰。1935年3月，調任紅3軍團參謀長。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后任右路軍參謀長。9月9日，當他獲得張國燾密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時，立即向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隨即采取正確措施，保證了紅一方面軍主力勝利北上。俄界會議后，軍委縱隊和紅1、3軍團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任支隊參謀長兼第3縱隊司令員，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作戰。到陜北后，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1936年春東征戰役中，指揮中路軍作戰，牽制敵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兩路軍的軍事行動。同年7月被中共中央派到安塞、西安，聯絡東北軍、西北軍中的愛國力量，與愛國將領張學良接觸洽談，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2月，任中革軍委副總參謀長。西安事變發生后，協助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周恩來回延安后，繼續留守西安紅軍聯絡處，處理各種遺留事宜，努力促成團結抗戰局面。
抗日戰爭爆發后，同周恩來、朱德一起，作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代表，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1937年8月任八路軍參謀長。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南方局常務委員，在南京、武漢、長沙、重慶等地，廣泛聯絡國民黨上層人士，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1939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南岳衡山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游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持久戰思想。1940年3月，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發表《對日作戰和反磨擦問題》的講話，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言論。1941年2月，從重慶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作戰。同時為加強全軍參謀部門建設，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參謀工作的制度和措施。同年11月，兼任軍事教育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學院副院長。1943年夏，當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時，積極建議中共中央在進行軍事反擊準備的同時，大力開展政治宣傳戰，公開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制造內戰的陰謀，為制止國民黨頑固派蓄意發動的大規模軍事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1944年，在延安多次會見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情況和戰績，擴大中國敵后抗戰的國際影響。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于1945年12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赴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并參與同國民黨政府進行停止軍事沖突的談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今北京)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的陰謀，擴大了反蔣統一戰線。1947年2月返回延安，仍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兼人民解放軍參謀長。同年3月赴晉西北臨縣地區，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員會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中央和軍委后方機關的工作，為毛澤東主席等領導人掌握黨政軍民全面情況，準確了解敵情，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提供了重要保證。1948年5月，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將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教育作為辦校的重要內容，為軍隊和地方培養了大批人才。1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副書記、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長。 1949年4月 ， 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舉行的和平談判。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9月，主持以解放華南為中心議題的贛州會議，擬定解放廣東的作戰計劃，會后和陳賡指揮第4、第15兵團和兩廣縱隊發起廣東戰役，10月14日解放廣州。1950年2月，主持擬定解放海南島的戰役指導方針，參與組織領導解放海南島的工作。從1949年10月～1954年10月，在華南和中南工作期間，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理司令員，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中南局代理第一書記等職務。領導華南地區完成剿滅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實行土地改革，建立城鄉人民政權，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等任務。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訓練總監部代部長等職。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參與領導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8年3月，擔任由他建議并創辦的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提出軍事科學研究的基本方針：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以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為依據；以總結我軍經驗為主，有選擇地吸收蘇聯及其他國家的經驗，認真地研究敵人；從我國我軍現時情況出發，照顧到今后可能的發展。他深入探索科研的特點和規律，制定一整套有關科研的原則和方法，為發展中國的軍事科研事業奠定了基礎。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1960年初任中央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在主持全軍教育訓練工作中，對教育訓練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方針，以及教育訓練的對象、內容、制度和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強調軍事訓練是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中心工作；全軍訓練的重點在干部，部隊訓練的重點在軍士，特種兵訓練的重點在技術；要求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訓練部隊，辦好軍事院校，做到\"四個結合\"，即紅、專、健結合，技術訓練與戰術訓練結合，訓練與科研結合，院校訓練與部隊訓練結合。為探討在現代條件下的戰爭特點和規律，總結部隊訓練的經驗，組織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等軍事演習。參與領導制定人民解放軍條令條例。多次主持召開全軍院校會議，實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倡導郭興福教學法，開展群眾性練兵活動。參與領導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工作。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做出了多方面建樹。1965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主持中央軍委擬定一系列命令，經毛澤東批準頒布執行，對穩定當時局勢起了重要作用。1967年以后實際上被解除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工作。1969年夏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在陳毅主持下，與徐向前、聶榮臻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建議。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重新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4年1月，同鄧小平一起指揮西沙群島自衛還擊戰。1975年1月，任國防部部長。6～7月間，和鄧小平一起，排除"四人幫"干擾，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提出整軍備戰的根本任務和要求，強調解決部隊的思想作風和組織建設問題，提高軍隊質量。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79年1月，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1981年9月，又發表了著名的《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提出了實現祖國統一的九點建議，主張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1983年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同年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十一中全會增選)、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和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葉劍英抗戰言論集》(1940)、《葉劍英詩詞選集》(1983)、《葉劍英選集》(1996)、《葉劍英軍事文選》(1997)等。（軍事百科研究部提供）
955年11月,葉劍英陪同劉少奇視察旅大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