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球王李惠堂
（一）
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號魯衛，梅州八賢之一，清光緒三十一年出生于香港大坑村，是建筑巨商李浩如的第三子。
李惠堂從小就酷愛足球活動。6歲時，其父把他送回原籍梅州市五華縣錫坑鄉老樓村讀私塾，讀書之余，他以家門前寬闊的草坪作球場，呼朋引伴苦練足球技藝。5年后，他回到香港，繼續刻苦訓練，并常常請教球壇先輩，技藝大進。在1922年香港“夏令營杯”賽中，17歲的李惠堂展現了嫻熟的足球技巧，被足壇前輩所看中，賽后即被吸收為南華體育會甲級隊足球運動員。此后在滬港埠際賽、甲級聯賽、遠東運動會上，他所參加的球隊都獲得冠軍。隨后在出訪澳大利亞各役中，他也屢立戰功，從而聲名鵲起。
1925年秋，李惠堂赴上海。起初加盟樂群足球隊，擊敗高麗隊并在市錦標賽中奪冠。之后，受聘為復旦大學體育系主任。1926年，上海舉辦萬國足球錦標賽，以李惠堂任隊長的中華足球隊，戰勝了葡萄牙、蘇格蘭兩個強隊，創造了華人足球隊連續擊敗外國足球隊的紀錄。同年夏，李惠堂發動在滬粵人組建樂華足球隊，并任該隊董事長和隊長，成為當時上海乃至全國實力最強的足球隊。在全國聯賽中，樂華隊獲冠軍。在“史考托”杯賽中，樂華隊以4：1擊敗蟬聯九屆冠軍的外國臘克斯隊。1927年，樂華隊戰勝各國勁旅組成的西聯隊，獲西聯甲級第3個冠軍。1928年，李惠堂參加萬國球賽，被評為最佳球星。1929年，李惠堂加盟的上海隊，獲全運會足球冠軍。李惠堂嫻熟精萃的運球技巧和神乎其神的妙射絕技，使上海觀眾為之傾倒折服，每次出賽，球場均座無虛席，到處流傳“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佳話，一時間，李惠堂的英名傳遍了大江南北。
1930年，李惠堂從上海回到香港任南華足球隊長，帶隊頻繁出賽，所戰皆捷，連續數年為全港甲組足球賽冠軍杯得主，并在第六屆全運會足球賽中獲得冠軍。
1934年，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李惠堂擔任中國足球隊隊長。在第9屆遠東運動會上，日本足球隊和中國足球隊并列冠軍，日本隊揚言要在這屆遠東運動會上打敗中國隊，而以李惠堂為主力的中國隊亦斗志高昂，決心教訓這一驕狂的對手。決賽那天，天氣特別炎熱，戰況空前激烈，在全場比賽即將結束時，比分依然是三比三。這時，中國隊獲得罰點球的機會，由李惠堂操刀，一鵠中的！頓時，在場僑胞觀眾歡聲雷動。這場球賽的勝利，大長了中國人的威風，李惠堂亦榮獲了“亞洲球王”的稱號。
1941年，李惠堂率華東足球隊訪問馬來西亞，在與檳城軍聯隊對壘時，以11：0大勝，他一人獨進7球，并令人震驚地射穿了對方球網。還有一次李惠堂率隊與外國球隊交鋒時，獲點球機會，他發腳怒射，球如炮彈出膛，對方門將接球后連球帶人滾進網窩，當即嘔吐不止，從而有李惠堂罰12碼，力大無比，要踢死人的傳說。致使有一次李惠堂率隊與印尼隊比賽時，對方門將見到李惠堂在其門前得球將要舉腳發射時，竟然離開球門不敢防守。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攻陷后，李惠堂逃回老家，曾先后在錫坑、安流、河口、橫陂、華城等鎮獻技傳藝，并率五華足球隊和航建足球隊兩訪興梅，有力地推動了家鄉足球運動的發展。以后，梅州被譽為“足球之鄉”，與李惠堂的大力推動不無關系。日本投降后，李惠堂由原籍回到香港，仍效力于南華足球隊。
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華足球隊到東南亞訪問，與泰國、新加坡等國足球隊比賽10場，場場告捷。回港后，李惠堂又參加了香港華聯與西聯一場足球比賽，年已40多歲的他仍勇猛異常，接連攻入數球，結果華聯隊以4比2戰勝西聯隊。這場比賽也成了他“掛靴”的告別賽。
1948年李惠堂在港創立華人足球裁判委員會，并連任六屆主席。此后他以主要精力轉向從事教練、著作和電臺、報刊體育評論工作。
1979年7月7日，李惠堂病逝于香港，終年75歲。
李惠堂縱橫馳騁綠茵25年，足跡遍及亞、歐、澳州。他從17歲成為甲級隊員，到42歲掛靴退役，每次比賽都有進球紀錄，踢球25年，進球2000多個，獲得過50多個榮譽稱號，胸前掛滿了光彩奪目的獎章。他所參加的足球隊，曾榮獲過5次遠東運動會冠軍，4次全國冠軍，26次香港冠軍，1次廣東省冠軍，2次印尼冠軍，2次亞洲冠軍。他曾兩次代表中國出席奧運會，尤其是第一次，從東南亞到西歐，沿途 27戰，戰戰皆捷，他獨自破門34次。1976年，在聯邦德國一家權威性足球雜志組織的評選活動中，李惠堂同貝利(巴西)、馬修斯(英格蘭)、斯蒂法諾(西班牙)、普斯卡士(匈牙利)齊名，被評為“世界五大球王”。
（二）
李惠堂不僅是優秀的足球運動員，而且是足球運動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曾任上海復旦大學體育系主任、中國國家足球隊教練，香港華人足球裁判委員會主席，并曾獲英國足球總會教練文憑，榮膺亞洲足球協會秘書和副會長、國際足球總會副會長等職，是我國足壇和亞洲足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對推動我國乃至亞洲足球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國際上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論家，除馳騁綠茵外，積極探索足球理論，有《球圃菜根集》、《雜果盤》、《足球裁判》、《魯發衛吟草》、《南游散記》等足球論著問世。李惠堂認為，足球訓練要從少年兒童抓起，“從小要有對足球發生興趣，口不離足球，耳不離足球，目不離足球，食不離足球，睡時也不離足球，有如此興趣而無大成者，未之有也”。李惠堂極為重視團隊精神，他說：“現代足球之成敗，關鍵不在于得球的人，而于沒有球的人，這話驟然聽起來，覺得有點驚奇，但仔細思想，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足球隊中人選，一定各有專長，主事者一定要曉得人盡其用，用盡其才的妙著，為全隊謀福利。”“足球運動決非個人能力所為的，任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球星，如果沒有10個隊友幫你的忙，11個敵人與你對賽，你還不是廢人一個！”李惠堂還認為：“足球場這小小方圈，是尋師訪友的好去處，是勇毅果敢的養成所，是心理智慧的實驗室，慧眼觀之真是洞天福地。”“體育真諦，應當以道德為本，技術為末。先求其本，而后齊其末。”“良好的紀律，堅強的意志與密切的合作，是足球隊不可缺少的三項要素。否則，即使足球技術再好，也無法充分發揮，球隊的戰績也不會理想。”這些精辟的理論，在今天仍極具參考價值。
李惠堂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1923年，他作為南華隊主力前鋒，隨隊遠征澳大利亞。賽前，澳首都墨爾本除報載中澳足球賽消息外，竟附登一幅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中國足球運動員漫畫，題曰“東亞病夫”，藐視和污辱中國隊，極大地激發了李惠堂和全體球員的怒火，次日兩國球隊交鋒，中國足球隊員同仇敵愾，氣勢如虹，一舉擊敗澳隊，轟動一時，大長了華人志氣。這次訪澳共踢球10多場，每次進球都有李惠堂的功勞。抗日戰爭期間，李惠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正氣凜然的氣節。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軍侵占。日軍首領要李惠堂踢球比賽，以壯日本軍威，李惠堂斷然拒絕。1942年春，南京汪偽政府請李惠堂出任體育要職，并派專機迎接，李惠堂亦堅決拒絕。李惠堂說：“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豈能當亡國奴，要我賣國求榮，做傷天害理的事更辦不到!”為了避免日軍和汪偽漢奸爪牙的暗害，李惠堂在熱心體育的僑商梅文鼎(曾任新四軍副官，后任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幫助下，通過其在澳門新豪運輸公司朋友的關系，在長洲用快扒(走私艇)逃離虎口，輾轉月余回到老家梅州市五華縣錫坑鄉。在老家，李惠堂先擔任五華糧倉主任，后出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部上校參議，兼任興寧公路站站長，生活淡泊。此后一段時間，李惠堂在家鄉組織球隊，積極開展足球運動。1943年李惠堂和南華會部分隊員在韶關重逢，在他帶動下，重建了足球隊，開始了“體育救國”的歷程，在廣東、廣西、四川、云南等省區舉行了130多場義賽，全部門票收入支援抗日戰爭。李惠堂的愛國行動，受到了全國上下的廣泛贊揚。
李惠堂故居五華縣錫坑鎮老樓村四角樓，名為“聯慶樓”，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緒十八年 (1892年)所建，現已成為五華推動旅游與足球運動發展有機結合的一個富有特色的景點。故居為客家地區常見的“四點金”式建筑，面寬五間、三進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橫屋，四角分置四層炮樓，背后筑一層圍屋，門前設曬谷坪、照墻、左右轉斗門和半月形水池。墻體用灰沙夯筑，頂為懸山式木桁桷瓦頂。總占地面積約440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廳檐柱均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橫屋底屋檐柱為圓石柱二層為圓木柱。門窗框均用石制，正門、側門、轉斗門均有楷書題刻，上、中、下廳和左右橫屋所置屏風梁架等構件，均刻有獅、鳳、鰲魚、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藝品。故居中棟右廊房為李惠堂幼年時住房，右橫屋門側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時練射的“球門”。右橫屋第一間為李惠堂抗日戰爭時期回鄉組建足球隊時的住房。1994年9月，五華縣人民政府為方便人們緬懷球王，把球王故居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里面辦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覽，每年均有不少華僑、港澳臺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參觀考察，緬懷球王的光輝業績。（葉小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