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890-1969)，著名歷史學家、教授，祖籍今江西省修水縣桃里竹段村人。6歲在家塾讀書，即自習日文。光緒二十八年(1902)，隨兄衡恪東渡日本，三十年考取官費留日。之后，又在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攻讀，他求學不同于眾，哪有名師，即往哪就讀；不僅聽課，還實地考察風土人情。他不計較大學文憑，不追求學位頭銜，以求真才實學為目的。學識淵博，諸凡史學、宗教、語言學、人類學、校勘學、文學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見解。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藏文等文字和佛教經典均有精深研究，為國內外學者所推重。能背誦《十三經》，且逐一考證。通曉英、俄、日等11國文字。
寅恪畢生致力于教學研究。民國3年(1914)，應江西省教育廳之召，回南昌評閱留德學生考卷。自5年后，先后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 導師之一(其余三人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教授)、清華大學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江南聯大、廣西大學、成都燕京大學、嶺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校教授。兼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故宮博物館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28年夏，英國牛津大學聘他講學，授予英國皇家學院研究員學銜，因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未成行。一度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其間曾兩次飛渝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國內學術界尊之為“蓋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師”。
寅恪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民國22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有疑難問題，向寅恪請教，始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突厥文碑石，無人辨識，請教寅恪，終得到準確破澤，外國學者交口稱贊。吳宓《空軒詩話》中說：“余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服其卓識。馳書國內友人，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地之士，吾亦堅持此言，且喜眾人之同于吾言。……”
他為人正直，注重氣節。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兵占領香港，他立即離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40萬元委辦東方文學院，拒之。雖手中拮據，寧可變賣家什度日。民國31年，有人奉日方命專程請他到淪陷區。上海授課。他說：“我豈肯為侵略我國的敵人服務!”拒命后，出走香港，當年6月，取道廣州至內地，任教于廣西大學、燕京大學。解放前夕，國民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傅斯年多次電促他去臺灣或香港工作，他憤然說：“臺灣我不去，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我也不去，愿留在國內。”
解放后，他受到人民政府的高度尊重和關懷。曾任嶺南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56年，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夫婦特訪他，與談《世說新語》的學術問題，極為融洽。次年，中南局書記陶鑄看望他，為他安排助手，并關注其日常生活：1959年，中央宣傳部部長周揚走訪他，與談教育問題，夸他“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
后來陳寅恪右腿骨折后，陶鑄特派3名護士長期護理，還贈予電唱機。1962年胡喬木看望他，談及自己在清華讀書時未能聆聽他的歷史課頗有懷舊之情，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事。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值得一提的還有中科院院長郭沫若，1962年3月造訪他很有意思，郭對陳很重視和欽佩，認為陳寅恪與王國維是同一類型的人物，郭曾寫過《魯迅和王國維》，把他們相提并論，推崇至極。郭的來訪顯然有惺惺相惜之意(此前郭據周總理批示，邀陳擔任第二歷史研究所所長，副所長是著名歷史學家向達和侯外廬，所長一職虛位以待，因觀念各異未果)。二人談話結束，郭留下一副對聯相贈：壬水庚金龍虎斗，郭聾陳瞽馬鳳牛。上聯壬水指郭自己，他壬辰(1892年)出生，陳庚寅(1890年)出生，按五行算、壬屬水、庚屬金；同時按生肖算，辰屬龍、寅屬虎、所謂龍虎斗，是說學術上互相競賽。下聯是指二人生理上的缺陷，郭17歲時患重癥傷寒，兩耳得中耳炎，鼓膜凹陷，以致耳鳴重聽，成為半聾；陳49歲時因營養不良，著述勤勞，右眼視網膜剝離，54歲時跌跤，左目又失明，至此成為盲人。所謂馬牛鳳，意謂在各自研究領域里，發揮所長，互不干涉，此聯切合二人特點，又有互勉之意，曾傳頌一時，可稱絕唱。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珍藏的大量珍貴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因此他曾有：“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之嘆。1969年10月7日病逝于廣州。廬山月照松林處的松門別墅，是陳寅恪的家，他一生雖然只去過一次，但卻魂牽夢繞。1930年，陳三立80大壽，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陳寅恪上山為父親做壽。離開廬山門15年后，1945年4月30日陳寅恪在《懷故居》詩中云：
渺渺鐘聲出遠方，依依林影萬鴉藏。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破碎河山迎勝利，殘余歲月送妻涼。
松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作故鄉。
陳寅恪作此詩時，雙目已失明，5個月后日本宣布投降。詩中流露出作者對廬山深深的懷念。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總理通過他父親的摯友李一平，到廣州看望陳寅恪，并轉達對陳寅恪的關懷和期望，希望陳寅恪不要離開祖國大陸，他居住的地方由他自己定，廣州、北京、廬山都可以，如果他愿意住在廬山，政府可以把他家在牯嶺的舊居加以修膳。
廬山雖然沒有成為陳寅恪晚年的治學頤養之地，但陳寅恪及其一家對廬山卻情有獨鐘。早在1870年，陳寅恪祖父陳寶箴第一次游廬山，在山南山峽澗，棲賢寺一帶流連忘返，曾寫下“匡廬五老統鄉思，真面何人寫照來”等詩句。后曾計劃在栗里購置地產，準備回鄉歸隱。陳三立更是以廬山的主人自居，傾心為廬山效力。早年，他多次游廬山，晚年住廬山松門別墅，倡修《廬山志》，81歲高齡仍親筆為之作序。1932年，他出席牯嶺萬松林詩會，并編輯《癸西廬山雅集詩錄》，撰寫了極具蘭亭風韻的序言。后老人遺居北京，日軍入侵，老人憂憤拒藥，1937年9月14日去世。抗戰勝利后，原定的葬陳三立于廬山，后因故葬于杭州。
先祖、先父沒有實現的事，陳寅恪實現了。在陳寅恪逝世34年之后，在他113歲華誕之日，2003年6月6日，他的骨灰終于落葬廬山植物園，廬山成為陳寅恪長眠之地。
他一生80個春秋，求學30年，執教45載。民國34年后，雙目先后失明，仍堅持講課，繼續撰著，名其書齋為“不見為凈之室”。1958年搞批判“厚古薄今”運動后，雖不復任課，但仍未輟著述。1964年，年已75歲，仍與科學院研究員向覺明商談校刊《大唐西域記》。平生著作極多，專著舉其大者有《隋唐制度淵原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無白詩證稿》、《述晉王導的功業》以及《秦婦吟校箋》、《寒柳堂集》、《柳如是別傳》、《金明館叢稿》等。他如《世說新語》，對中譯本佛經之研究，感時詠事之詩詞等等，不勝枚舉。80年代后，《陳寅恪文集》分冊逐漸出版。
